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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许贺龙：算命先生说我命里是个读书人
原题
从黄土坡到大拐弯
作者：许贺龙
小时候，住在我家隔壁有“许半仙”之称的算命先生，说我命里就是个读书人，将来会“走出去”做大事。
不知他此说的依据何在，或许是知道我与别的男孩不同，特别喜欢看书吧。这应该归功于我的外公（一个一辈子坚持穿长袍、留长发，读过私塾，会画国画、拉板胡的耕读老农），他早早就教我读《三字经》，还给我讲解其中的故事，“苟不学，曷为人”地训导培养了我读书的兴趣。
虽然那时能够看到的书十分有限，但红宝书四卷、鲁迅的投枪匕首以及伟人号召读的《红楼梦》《水浒传》之类的书籍，也让我读得津津有味。只是一直对“许半仙”的预言将信将疑，从来没有想过这读书与“走出去”有何关系。
后来“批林批孔”时，也曾理直气壮地写过批判“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作文。直到读完初中以后，才对是否可以继续读书以及读书以后去干啥有了几分焦虑。
按照命理学的说法，命由天定，各人自有命数；但运靠机缘，时来方得运转；命与运两者相辅相成。或许应该相信命运这回事，因为后来的经历似乎印证了“许半仙”的预言。
01
走上黄土坡
在江南丘陵地带，黄土坡随处可见，由于土壤酸性太高，庄稼不易成活，极少被垦殖，稀疏的小树和野草自生自灭。
早前的黄土坡常常被当作乱坟岗，除清明祭扫外罕有人迹。后来发现这里的黄土可做砖瓦，相继被采挖去做了砖瓦的原料，黄土坡渐渐名不符实。
在浙江东阳南马镇附近，有一片连绵的黄土坡，一个个小村皆依坡而居。贫瘠的黄土坡，滋养着坚韧随和的野草，也养育着吃苦耐劳的乡人。这里盛产建筑工匠，著名的徽派建筑就出自他们之手；与此同时也曾走出过不少文化名人，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和著名报人邵飘萍的老家就在附近。“文革”后期，南马公社曾在此兴办了一个五七中学，我的高考之路就起步于此。
1976年夏天，初中刚毕业的我，前途迷茫。想继续读高中，希望渺茫。虽然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而且还是三好学生，但那时升高中要生产大队推荐，分给我们大队的名额只有一个，而大队某“高干”子女恰巧和我同届。若从此就在家务农，毕竟心有不甘。一天傍晚，大队书记兴冲冲地来到我家，说是公社五七中学今年给了大队一个名额，已经推荐了我。我想这应该算是给我的一个安慰奖。
在“文革”前夕，伟大领袖曾发表过一个著名的“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还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其中有一段对学生的要求，当年我们都会背诵：“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生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的五七中学先后出现。我所就读的南马公社五七中学就是为了庆祝“五七指示”发表十周年而兴办的。
“五七指示”的要求在农村五七中学被打了折扣：学工没有条件；学军也仅仅是跑步和队列训练；就学农最扎实。我们半天上课，半天参加农业生产（学校有实验田）或建校劳动（搬运砂石）。上的课也和普通中学不一样，除了通常的文化课，也学习拖拉机的原理和维修，学习农作物种植和病虫害的防治。虽然这样的学校有点不伦不类，但毕竟也让像我这样的学子得以延续学业，为随后到来的高考提供了台阶。
我们的学校座落于西田村的黄土坡上，从坡底到坡顶起码有一华里，每次到学校我们都需要爬坡出一身汗。之所以选择这里办学，就是为了利用这黄土坡的一片空地。虽然学校已经开办一年了，但校舍的地基才挖了几个坑。那时流行的电影《决裂》中就有学生们白手起家自己建学校的场景，这样光荣而时尚的活动我们自然也不能错过。于是，搬运砂石就成了进校后学工学农的首要内容。
砂石场在离学校5公里开外的矸溪坑，女生负责装卸车，男生负责搬运。几十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半大小子，推着自己家里带来的独轮车，两侧车架各有一个大竹筐，装满砂石能有三四百斤，喘着粗气行进在路上，前后绵延几公里，好不壮观。有路人议论：这帮人是学生还是劳改队呀？干着苦力活还没有工分。
拉着车走平路不算太累，一遇上下坡就特别费劲。爬坡时需要两腿后蹬，双手使劲压低车把，弓腰撅臀，方得勉强上行；到得坡顶，已是汗透衣裳，腰酸背疼，将车稳住略歇一歇，还要迎接下坡的考验。由于惯性作用，载重的独轮车如脱缰的野牛，拽着你一个劲往坡底扎，此时需要身体后仰，用脚底撑着地面，同时用两手腕发力控制住车把，尽力稳住车子。
基于遗传因素，我属于瘦肉型，自重太轻，下坡时与其说是我在拉独轮车，不如说是独轮车拽着我飞。终于有一次，独轮车的轮子似乎被路上的一块石头别了一下，箭一样向路边的水沟斜飞过去，在紧随我之后的同学的尖叫声中，我完成了一个腾空翻动作，完美地把自己和一车砂石卸在水沟里。好在狼狈不堪从水沟里爬出来后，居然身体部件和独轮车均无大碍。
回到西田村，我已是精疲力竭，路过一个池塘，想去做一个简单清洗，偏偏祸不单行，不小心身体失衡跌到水里，成了落汤鸡。
回到住处，倒头就睡，醒来后浑身难受，已经感冒发烧了，多亏郭顺德同学借了一个自行车送我回家休息了几天才恢复过来。
昔日的校舍和曾经借居的房子已被崭新的洋楼所取代，唯余当年曾落水的池塘
我们20多位男生借住在陈龙庆同学家。他家是几年前从南江水库库区移民到西田村的，用拆迁的木料修的二层黄土墙小楼，结实而宽敞。我们两人一个席位，在他家二楼木楼板上打地铺。学校雇了村里的一位大妈负责烧开水、用大蒸笼蒸饭。大家自带粮食，每天一日三餐的吃食都是一盒米饭，用自带的梅干菜或咸菜下饭。偶有家离学校近的同学带了白萝卜来，切块后放到饭盒里蒸，加点盐下饭，让人口水直流。
虽然顿顿梅干菜下饭让人难以下咽，但弟弟还是很羡慕我，每周六下午我一回家，他都会迫不及待地把我带回家的饭盒打开，刮下剩余的一点米饭，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那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口号喊的最响的年头。我妈说，青黄不接，村里有几户人家已经开始吃原本用来喂猪的大麦了。我家所剩不多的白米留着给我带到学校吃，家里人平常就吃掺了萝卜丝干或红薯干的米饭，弟弟妹妹们已经好久没有吃上纯粹的白米饭了。
学校借用了西田大队的大会堂做教室。由于过于空旷，老师们上课时只能尖着嗓门喊，常常还有调皮的同学自顾自地说个不停，让门外走过的路人以为里面在吵架。
1977年10月下旬的一天，复员军人出身的班主任邵洪溪老师走进教室，先以粉笔做武器，精准地击中带头吵闹的同学，然后喊口令一般大喝道：“安静一下！”邵老师先卖个关子：“我要宣布一个消息，你们一定想不到！”待大家终于老老实实地闭上嘴，他才压抑不住兴奋地宣布：“高考恢复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意外的消息让大家脑子都翻腾开了。对农家子女来说，上大学读书，就意味着由此可跳出农门，走出山沟，做一个曾经可望不可及的“公家人”。人生的道路突然打开了一扇大门。在此之前，除个别同学父母是城镇职工有望通过子承父业顶职接班外，可供选择的人生道路基本就三条：参军、做工匠、回家务农。按我父母的规划，原本等着我的不是做木匠就是做泥水匠，从没奢望过可以凭借读书去做公家人。
自此，学校的气氛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学校和同学们都围绕高考在做着调整。课程安排改了，“以学为主”的原则得到了贯彻，不再安排我们参加农业生产和建校劳动了；课堂纪律突然变好了，原本喜欢在课堂上吵闹的同学好像变成了哑巴。同学们之间好像也开始了阶级分化：学习基础比较好的，都在努力补课，争取考上大学或中专；学习基础比较差的，渐渐丧失了信心，有些同学干脆自动退学了。最纠结的是中间状态的，在考与不考间犹豫不决。
第三排右二为作者
转眼到了1977年年底，为提高升学率，县里决定集中优秀生源，抽调优秀教师，分片区举办高考复习班。南马、大联、大阳、维风等相邻的几个五七中学合办一个高考复习班。
复习班只招50人，模仿高考进行考试，按成绩录取，进不了复习班的就只能在原校自生自灭。于我而言，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那时我的偶像就是鲁迅，不知天高地厚地想当文学家，所以一门心思要考文科。但复习班只设理科，我也进不了正规中学的文科班，只能参加理科的考试。好在我的数理化基础比较好，作文又得了满分，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进入了理科复习班。
高考复习班设在南江南岸的古高村。我们的上课条件有了显著改善：借用了古高小学的教室，终于有了正规的课堂，老师们不需要尖着嗓子喊了。生活条件却依然如故，还是借宿在村民家，在楼板上睡大统铺。虽然已经拉了电线、装了电灯，但长期停电，我们都自带了煤油灯照明。由于高考恢复，课本、练习本都成了紧缺物资，洛阳纸贵的情景历史重现，粗黑的牛皮包装纸也被我们抢购来当练习本。
这个复习班配备了几个公社五七中学最强的师资。给我们教数学的吴文军老师，听说是“文革”前的大学生，被打成右派下放改造的，讲起课来条理清晰、简明扼要，让我们十分钦佩。课堂的座位是按考试成绩排序的，成绩第一、第二的坐第一排最中间，依次类推，完全不管男女、高矮。这个排位是动态的，每星期都会有一次测验考试，然后又按最新成绩重新排座位。我这个文科生也只能“入乡随俗”，继续和大家一起参加以数理化为主的考试，侥幸一直排在前几位。
由于就我一个人要考文科，除了文理通用的语文、数学、政治可以和大家一起复习外，另外两门主课——历史和地理，既没有辅导老师也没有复习资料，就靠自己带的两册初中课本，闷着头自习。于是我就享受了特殊待遇：大家上物理化学课时，可以自由活动。
在东阳与永康的交界处，一脉溪流自磐安大磐山向西奔流，穿越东阳南乡后与义乌江汇合融入婺江，再经兰江、建德江、富春江、钱塘江，最后流入东海。相传早年南江上可行船，通金华、杭州，经大运河可上京城。南马镇所在地泉府的名称即从“船埠”雅化而来。因此这南江就是我的祖辈乡亲与外界连接的动脉。当时，南江已经断航多年，但雨季时节江水涛涛，冲毁江堤、席卷农舍的事时有所闻。古高村紧挨着南江，江水时急时缓，在村旁形成了一个大拐弯，拐弯处是一个深水潭，这里就成了村人洗衣洗菜和儿童戏水游泳的最佳去处。也常有从上游被江水冲下来的柴草、树枝漂浮于此。
我常一个人漫步于此，拿着复习资料边走边读。读累了，就望着江水发呆，脑子里不知不觉浮想联翩。想起有人形容历史是一条长河，我们不就是在黄土坡上自生自灭的野草或小树吗？无论是存活抑或是随风飘零，都是自己的命，倘若能够借助流水飘向远方，那就是前世的造化了。搁浅于此的柴草、树枝，是否也会乘水位上升时飘出这大水潭，走向更远的地方？盼望着这次重新启动的高考，如同一股激流，让我们有机会从这大拐弯处冲出去，到更远的地方，看到更多的风景。
1978年的高考，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高考前有一次志愿预填报。但那时我们对大学的学科和专业设置完全没有概念。根本不知道文科的学校和专业有哪些，具体怎么填的印象已模糊，心想不管哪个学校不管哪个专业，只要考上就好。因为喜欢文学，心目中文科就是文学，所以第一志愿毫无疑问地填中文系，然后是历史系、政治系。
志愿书正式上交前，好心的邵洪溪老师再次来劝我：“文科是为考不上理科的人准备的，你的理科成绩那么好，应该报理科，学文科可惜了！”
见我不为所动，又特意到我家，让我父母来劝我。我父母虽然没有读过书，但也认可当时流行的口号：“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们劝我的理由是别人都说理科好。但我心早决，回答他们：“我只想考文科，考上就行，你们别管了！”对他们而言，能考上是第一位的，文科理科的事也就不再坚持了。
高考报名照（平生第一张个人照）
03
初出茅庐
高考的日子终于来临。考场就设在我读初中的学校——泉府中小学，离我家只有三里路。和平常去上学一样，依然带了一个饭盒一小罐梅干菜当午饭，早早来到考场外，先洗米蒸饭，然后等候进考场。
考试过程波澜不惊，几门课考下来基本顺利，历史和地理没有经过系统的复习，有一些题磕磕碰碰没有把握，语文考试没有命题作文，颇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憾。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是那几天天气酷热，在考场里见到了巨大的冰块，心想真奢侈呀，平时我连一支小小的棒冰都吃不到。
三天的高考我只参加了两天半，最后一门英语因为从来没有学过，就直接放弃了。当别的考生在考场里对付ABCD的时候，我已经穿上土布衣裤，扛上锄头，到生产队劳动了。
那时正是“双抢”（抢种抢收）的大忙时节，我和生产队员们一样起早贪黑挣工分，身上一身汗，腿上两脚泥，似乎已经忘记了曾经参加高考这回事。
一天夜晚，我和往常一样，到晒谷场上乘凉，看着天上的星星，听村人们侃大山。这时，村里的广播响了，区广播站播音员正在用东阳普通话兴奋地播送区教办的通知：“现在广播通知南马区今年高考上线名单……”播音员很体谅听众的心情，这个名单连续广播了两遍，还说已经在南马供销社门口张贴了名单。我的名字就在其中！乡亲们纷纷到我家道喜。那一夜我也是直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睡着的。
第二天一早，我兴冲冲地赶到南马镇，南马供销社门口比往常更热闹，榜单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在那里我与“新科举人”们不期而遇。此时，我脑子闪过的是曾经在课文里读到过的《范进中举》的场景，不禁哑然失笑。
过了一段时间，邮递员给我送来了杭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然后对照通知书的要求忙着办理各种手续。其中办理户口转移手续最具象征意义。凭着录取通知书和生产大队的证明，我用独轮车拉了100多斤稻谷到南马粮管所，算是交还生产队已分给我的当年口粮，然后领回了25斤浙江省粮票和5斤全国通用粮票，从此意味着我已经正式跳出农门，吃上了“公家饭”。
同学合影，左二是我
那一年，五七中学复习班有13人考上了大学，还有6人考上了中专。高考升学率超过了同期“科班”的正规中学。因此，这个复习班此后延续了好几年。据说我这个理科班的文科生故事，也屡屡被当作教育学生的案例。
不久，又传来了扩大招生的消息，就在这次扩招中，我小学时的班主任陈如意老师，初中时的班主任金正秀老师，五七中学的班主任邵洪溪老师，都被录取到了浙江师范学院的专修班，后两位老师居然还成了同班同学。
1978年10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初出茅庐未满16岁的农家少年，怀着五分兴奋、三分好奇和两分忐忑，带着一个祖传樟木箱，扛着一床花被褥，挎着一个印有三潭印月图案的新皮包，坐汽车、倒火车，于傍晚时分被迎新的校车带到了杭州大学中文系的校区。
五组同学合影，前排左二为作者
我与“五七指示”的缘分也许是命里注定。当跨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天，我惊奇地发现，杭州大学所在地附近的三条街道就叫学工路、学农路、学军路。
陈龙庆（高中同学，浙江大学材料系1978级，现为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讲座教授）：我和你的情况差不多。我们村那一年9个初中毕业，三个上了高中，都是家里有点来头的。我已经认命在家干一辈子农活了，其实我干农活也不差，我的工分比生产队另两个同年的小伙子高了1分。结果村里的一位干部突然送来了五七高中的入学通知书，当时我想又可以在学校两年不用每天干农活了。结果这五七高中改变了我的命运，没有五七高中我可能也不会考大学了。
钱志熙：贺龙兄的文章，我一口气读完！真是看似平凡中创造的奇迹！
我们两人出身、家境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有不少共鸣！他是带东阳霉干菜，我是带一罐煎带鱼到学校吃一周。说起来好像比他好一点，但顿顿吃，尤其是夏天的热天气，吃到最后几顿，名副其实的臭带鱼！都已经是家庭能提供的最高待遇了！
我也险些上不了高中，情况和他类似，但我毕竟还上了正规县中。没想到他上的五七中学，条件如此之差！但他以少我两岁的年龄，一举成名！这靠的是他颖悟的才性和坚强的意志，独立一人把考文科一事搞定。
这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真是了不起！想像“许贺龙”三字从南马公社的广播中传出，回荡南马大地之上，我就在此刻都替他高兴！
四十四年的流水年华过去了，虽然什么样的人生，最后都一样，但我们还是深情地感谢上苍，在那个年代给了我们这些寒门那样的机遇，让我们证明了自己。
许贺龙：@钱志熙 惭愧！我其实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在大学期间放任自己，好玩爱动，总是梦想着去流浪世界，没有听从学兄们的劝告静下心来读书，以致走了一条另类的道路，与文学、学问渐行渐远。
金健人：@许贺龙 进我们寝室时个头最矮，四年后离开寝室个头最高，总工会干校的白开水还是很养人哦；直到毕业还没获得婚恋资格，寝室夜话不举手提问最多，室友恋爱时助攻最佳；室内年纪最小，躺在我这年纪最大的上面，整整四年，就不挪窝；当初四年距离最近，离校至今距离最远，四十年再没见过，留在我眼中的你，还是没长胡须呦。
许贺龙：健人兄可能忘记了，毕业后我们还是见过几次的。大学毕业不久，我曾带一个同事到你马腾路的家吃过饭。你在浙一医院住院时我也曾来看你。后来的绍兴同学会我也去了的。
金健人：@许贺龙 看来是老了，你后来的样子竟然脑中全无，能想起来的，就是你当年模样。
陈建新：刚刚看完贺龙的高考回忆，写得很好！有两点特别引起我的注意。
第一点，算命先生的预言。我长期受无神论影响，不信神鬼。但近来却有转变。神鬼之说虽然无从考证，然贺龙所谓的命运的解释，其实也是中国人的一种理论。想想也是，完全信命，人就无须努力。加上“运”之说，就合理了。所以我理解的“运”除了外在世界的变化，还有个人的努力。贺龙除了有天赋，也包括了个人努力，才走到今天。
第二点是东阳的小文化环境。宋溓的《东阳马生序》，其实除了赞赏马生之外，也讲到了东阳的文化。我的印象，浙江是文化之邦，东阳是邦中之邦。东阳的读书之风很盛。从贺龙家里在他上高中后的待遇（白米饭留给贺龙，他弟弟从他饭盒里吃剩饭的细节，更让人感动），以及在正规高中之外再增设一个公社五七高中，都能看出东阳文风之盛，贺龙的成才，有东阳的一份功劳。
许贺龙：@陈建新 对于算命先生的话，我至今仍将信将疑。兄所言极是，除了冥冥之中的命数，主动作为、把握机遇也是命运的应有之义。东阳的苦读之风确有历史传承，与温州等地重视理学、文学稍有不同，东阳人更注重实用之学，所以近现代出了许多科学家，严济慈和潘建伟是典型代表。
尚建：许贺龙的文章生动有趣。这个从贫脊的黄土坡走出来成为“公家人”的少年，到底是隔壁许半仙的预言注定你会去五七学校，还是五七学校的成立才应验了许半仙的预言，命乎？运乎？真难断言，但是我发现聪慧过人的孩童，往往有一个前朝旧人般的祖辈，从长袍、长发中传承了文化底蕴。
许贺龙：@尚建 确实我受外公的影响很大。他仙风道骨的形象在四里八乡是个独特的存在。
尚建：推独轮车的描述很精彩，被引起许多记忆。一边看一边就想起了樊诗序的《龙儿之灯泡记》，记忆中那个瘦瘦高高、穿着一条很短的长裤子的男孩，十分地亲切。
叶晓芳：喜欢贺龙的文字，自然平实，条理清晰，描摹生动，还有恰到好处的小幽默，足见童子功深厚。读完文章，脑海里浮起一幅画面：一股清泉，在山石岩缝间静静流淌，不疾不徐，奔向既定目标。贺龙就是这种性格吧。四十年没见，当年那个细长细长的少年，应该长成魁梧大汉了。——“之物-哒”，想一次就笑一次的梗。
卓玛：贺龙文章已拜读。文中画面感特强。生产队大会堂作教室的空旷感和老师的尖嗓门；黄土坡上自生自灭的野草和沉重的独轮车；村民家拥挤的大统铺和弱弱的煤油灯火苗；南江大拐弯处时缓时急远去的江水；上午高考时胸中的波澜不惊和下午田间的两腿泥……这一切都衬映出一个纯朴好学、天资聪颖、坚毅乐观的少年郎形象。不仅十分可爱，也令人钦敬！
吴存存：写得真好！记得我们上本科时，似乎还处于男女授受不亲的状态，跟“元帅”几乎没说过话。最近几年的同学会和一次在北京的聚会，才知道“元帅”虽居高位，却非常接地气。拜读此文，十分感动，深切感受到高考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张玲燕：78年高考第一天，我们姐弟妹妹四人出门赴考，与此同时，我外婆和我大阿姨去道观抽签，抽到三张上上签，一张下下签，每张签都有对应的名字。外婆和大阿姨不敢相信四人中会有三人考上，回来也不敢说，签就放在我家一楼的抽屉里。等到高考放榜，大家在客厅里议论谁谁谁到哪个学校，我大阿姨从房间里跑出来问：谁没考上谁没考上？大家说了小妹妹没有考上，另外三个考上了。我大阿姨大笑一声说，这也太神奇了！她把过程一说，我们都不相信，说她编的。她就跑进房间从抽屉里拿出四张签，上面真的分别写了我们四个人的名字。
其实小妹妹读书也很好，那天上午考试正常，到了那天下午就开始发烧，考试还是坚持去考的，但没有考好。她79年考上了浙江丝绸工学院。
我受父亲影响，一生中从来不信这些，高考这件事情也不是我所为，但实在太神奇了。
我外婆不识字，大阿姨念过私塾，能认字但不会写字，所以不可能她在得知我们高考结果之后自己写上去的。
陈建新：遗传基因肯定也起了很大作用，贺龙外公对他的潜在影响不可低估。就如我的外公。
朱承君：贺龙之前说他的考前经历与我90%相似，还真是的。所不同的是贺龙有穿长衫的外公和指点命理的许半仙，我挑担贺龙推车，我立志当木匠，贺龙的父母拟安排其当木匠或泥水匠。
毕业后与文学、学问渐行渐远，这一点我和贺龙也相似；只不过贺龙走的是康庄大道，我走的是羊肠小道。
赵建中：贺龙兄曾一头载在水塘；喜欢在江边复习功课；印象中后来是在水利系统工作；名字中又有龙，应该是与水很有缘分吧。风生水起与风平浪静是水的两种状态，这都很好。
吴朝骞：小许同学的回忆写得很好，文笔流畅，细致入微，说明当年选择报考文科是对的。对在五七中学运送砂石的一段描写生动有趣、富有镜头感，完全可以和晓岗同学的“解豕”名场面媲美。当看到瘦弱的许少年被独轮车带着起飞，完成腾空翻动作，我不厚道地笑了。以南马五七中学的条件，居然可以这么多人考上大学，足以叫很多城市中学汗颜。
农村少年从黄土坡到大拐弯，又到了央企工作。文章里写道有“许半仙”预示他是一个读书人，最后如愿考上杭大中文系，我觉得这仅仅是一个暗示，扼住命运的咽喉，命运才会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同学中，小许是最有乡土气息的一个，散乱的头发，瘦长的个子，黝黑的皮肤，妥妥的农村少年，我的第一印象真是麻杆一根呢！大学四年交流不多，只知道他来自东阳南马，那是我特别难忘的一个地方，从温州去杭州要12个小时车程，来回停车吃饭都是南马，可能是居于杭州温州之间吧！小许同学在校时曾多次邀请我去，都没有去成。
因为有了群，彼此有了更多的沟通、交流，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小许同学“灯泡的故事”很感兴趣呢，希望有连载。
尚建：@吴朝骞 还是你诚实，承认“不厚道地笑了”，我看到腾空翻入沟里，也很不厚道了，只是没说出来。
吴朝骞：我就觉得，凭许贺龙那特修长的身材，腾空姿势一定不会太美！@尚建
尚建：伢儿罪过，翻入沟里又滑落河中，也是体力耗尽了！
许贺龙：@吴朝骞 现在是乡土老年了！当年南马是杭温线上的必经之地，后来通了高速就绕开了。我已经在老家翻修房子，届时欢迎携夫人来南马访旧友！
张玲燕：贺龙文笔流畅自然，叙事生动间或来点小幽默，令人有阅读的愉悦感。看到那张毕业照片就令人莞尔了，如果记不起贺龙进校的样子，就看第三排右二吧。
他笔下的农村生活我看着很熟悉很亲切，首先喜欢贺龙的老外公。在我的记忆中，有两位这样的前清遗老，一位是我大姨夫的奶哥，另一位是下乡后中心小学校长的父亲，他们都是农村人但挚爱清朝，一直留着小辫子，晚年头发太稀疏了就搭上一根带子编成辫子盘在头上，以至于村里人不叫他们真名，直接唤作“蛇豆（缸豆）辫”。
其二是贺龙描述的搬运砂石的场面，路人议论“这帮人是学生还是劳改队呀”？在农村，搬运砂石这样的劳动，除了正常的需要外，还经常用作惩罚性劳动。譬如赌博被抓了，就会被罚搬运砂石，劳动但不给记社分。有一年我随队里人去搬运砂石修机耕路，路人看到了也说：这姑娘也赌博啊？
其三，当年农村孩子读书像贺龙这样能吃到白米饭的已经算是“贵族”了。更多的农村孩子上学就带几块番薯，学校里蒸着吃，我印象中我班里那几个孩子从来没有见他们吃过白米饭。
钱志熙：我小时候看到留小辫子的，是从山上下来的老人，当时觉得很奇怪。至于长袍，我爷爷这一辈子一直穿长袍。女性到我母亲一辈，有不少穿大襟衣服（今炫时髦的女式唐装，布扣在腋下一侧），但后来好像改穿新式，我母亲到去世时，一直穿旧式。@张玲燕
张玲燕：@钱志熙 必须是山上或乡间的，唯有山间荒野的，他一直坚持不剪头发，别人也就容忍了，放在城里这样的遗老还能存活下来吗？
我外婆终老都穿大襟衣服，稍后一点的妇女也都改穿对襟衣服了，她们没有想到如今大襟衣服又开始流行。
尚建：@张玲燕 贺龙能吃到白米饭，可能要感谢隔壁许半仙。家里相信许半仙的话，这个儿子是要走出去做大事的，所以全家勒紧裤带供他读书。贺龙每次回家，小弟就翻开他的饭盆吃剩下的米粒，又是多么心酸的情景。
许贺龙的回忆，让我们看到一个天资聪颖、勤奋乐观的少年儿郎，也看到在穷困中长大的孩子所经历的磨难。是一组真实珍贵的历史镜头。
张玲燕：@尚建 是的，贺龙的白米饭承载了全家对他的期望，还有他后来独轮车还粮食换回粮票的情节和你还生产队倒挂的钱好有一比。
当然最生动的是贺龙腾空翻转的场面，最感叹的是坐在理科班里考文科。所有别人看来高难度的动作，贺龙玩起来那么的得心应手。
任晓岗：@许贺龙 我初中时被临时性征召去参加虹桥水库的筑坝工程三天（学工学农学军三不搭）。那份令人绝望的累，本已尘封于记忆的角落，不意被你的腾空转体360度入水动作激活。那鲜活灵动的场景描摹，象电影镜头似的在脑中持续回放。
你弟弟抢剩下的白米饭更令人心酸，那个年代挨饿是常态，小时候地瓜干能让人边哭边吃，哭是因为难吃，吃是因为饿不得不吃。
印象尤深的是干水库那三天，公家免费中饭管够，男生们个个都是大胃王，我一个1米3的小男生，每餐能吃8两白米饭！
由此又想到中国农家在内部资源调配中的“保重点”特征，早年看李贽出家的资料，曾感叹农家为了家族能力的扩延而集中资源供李贽考学，后来家族里的各路子弟去找李贽谋出路，这都是隐性的权利义务链条在主导。这个传统（优不优良另说）在物资匮乏的乡村似乎是天经地义无师自通地代代传承……谢谢贺龙！让少年的场景闪回。
虞卓娅：虹桥水库是舟山最有名的大水库吧？原来还有你这个读书郎的艰辛和汗水融入！关于吃番薯干，同感！现在不少人喜欢买番薯和番薯干粉做的“小老鼠”，我一概排斥。小时候吃怕了。
郑广宣：四十多年过去了，第一次看到贺龙兄的文章，文笔流畅，叙事清晰，作文的强项确实一直就这么保持着。当然，我们78级同学的文章都很不错，看同学们的文章，有时就想，做编辑时如果都是这样的文章，该省我多少力气！
贺龙的经历，是很多那个时候从农村考上大学的同学的通例，现在说起来似乎生活非常艰苦，但却是大多数农村学生农村青年的日常，天天这样过，何来艰苦不艰苦。诚如健人兄文章中所说，“苦乐是比出来的，眼见的都一个样，苦啥？”
贺龙兄是东阳人，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为东阳学子奠定了勤学苦学的底子。而东阳人也一直秉承这一传统，耕读传家，学人辈出。记得东阳于上世纪80年代就有“教授之乡”的美誉（当时统计有1000多教授），东阳还有“木雕之乡”“建筑之乡”等称号。贺龙兄处于这样的传统和氛围中，故能跟颜回那样，咬着梅干菜，在黄土坡，人不堪其忧，龙也手不释卷，沉浸其中，不改其乐。命虽天定，运还是自己争取的，贺龙兄有后面的成就，与他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的人生态度是分不开的。
与贺龙同学四年，大概是因为年龄相差比较大，虽然住在对门，接触并不多，也没借他这个著名“灯泡”一用。感觉他并不十分用功，但成绩不错，与同学讨论问题，也多有自己的见解。当然也经常听到他在对面寝室的高声叫喊，那一定是与某同学在那里打赌。健人做100个俯卧撑、攀着窗沿意欲跳楼的打赌事，贺龙兄毫无疑问是参与者，不是始作俑者，也是掀波助澜者。据说与健人还有一个“三十年后比俯卧撑”的邀约，只是绍兴三十周年同学会忘了此事，那么，四十周年是不是可以兑现呢？
陈建华：读着许贺龙的文字，感觉朴实又亲切。他小时候的生活场景，我们似乎都经历过。对南马那地方，对黄土坡，我也熟悉，因为毕业后当记者，第一次去采访的就是南马，后来又去过若干次花园村、紫溪村（邵飘萍的老家）。东阳是“百工之乡”、东阳人好学，大抵均与东阳人多地少、黄土坡贫瘠有关，要改变命运，“走出去”是唯一选择。吃的番薯丝饭，啃的咸菜、菜干（比霉干菜洁净、精细），这是当年学童的当家饭，由此，咸菜和菜干后来被誉为“博士菜”。不过，很显然，贺龙命好，读书也好，在家中还是受优待的。
说他命好，不仅在于“许半仙”算出的“命”，还在于一切似乎都是给他安排好的。区高中推荐不上，偏偏公社办起了五七高中。读了一年，高考恢复了，区里选拔各五七高中的尖子组成高复班重点培育。再后来，跃入龙门；再后来，龙跃乌溪江，龙腾北京城……顺风顺水，龙行天下，这命，真没说的！
许贺龙矢志学文，虽从事管理工作，文学功底也挺深的。文中三个细节，令人过目不忘：
其一、独轮车推砂石。下坡居然飞起来，用尚建的话，伢儿让人心疼。其实，推独轮车不仅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伢儿之所以飞起来，还是缺乏老师傅调教。因为下坡时，仅靠用力压住车把是不够的，特别在下陡坡时。有经验的老师傅，都会用两根准备好的硬木棒做剎车，一边一根，塞进车轮与车架之间，松紧有度，任车载多重，下坡也是稳稳的，再怎么不至于飞起来。
其二、高复班以成绩排座次。现在班级排名都被禁了，那年头，班级却直接以成绩高低排座位，要激励有激励，要伤害有伤害，绝了。
其三、“还”粮换票。考上大学转户口了，推车将提前支取的百斤口粮还回集体，换回若干粮票，从此，正式吃上公家饭。在元帅笔下，吃公粮原来这么有仪式感！
任平：贺龙由于名字霸悍，记住元帅的更多。读书时其憨直淳朴令人不忘，工作后初交往不多，到北京后有几次与志熙等的共饮欢谈，有一次还有黄仕忠。知贺龙已官达厅局级，真到了“元帅”份上，但却笑说是“不管部”的，其实是管得很多，都无法说清楚了。
很早就知道东阳出高才，是霉干菜吃出来的教授之乡。杭大中文有徐步奎（朔方）先生，也是东阳读书好的才子。
郑广宣：春晓的老丈人方先生也是东阳人，我们出版系统多年的高评委主任委员。那时候他的名片就写着“东阳 方××”。
陈建新：都是东阳马生后代。我们寝室有时候也称马时明为马生。
周羽强：记忆中的许贺龙年少开朗，爱凑热闹。和三组的东阳同学蒋晓成性格绝然不同，一个是小喇叭，一个是闷葫芦。俩东阳同学的共同特点，是特别善于学习，且生活艰苦朴素。小许爱热闹，看书学习大都在大教室里，每逢考试前夜总在教室复习至深夜。小蒋似不怎么合群，总窝在寝室里看书背英语单词，也少与人交流。生活上东阳两小伙很相似，粗衣淡饭，省吃俭用。冬季床上光席子没垫被，夏季蚊帐里不摇扇。我总觉得东阳学子是很有吃苦忍耐力的。从小许的回忆文章中我看出了原由。
记得每年寒假过年后回校，东阳、义乌同学总挑一筐冻米糖来给同学分享。当同组同学围坐一起，品尝东阳义乌冻米糖时，气氛便格外的美好。我对那冻米糖香脆、甜糯的感觉至今还有回味。
许贺龙：@周羽强 吃苦耐劳是东阳人的特点，缺点就是不够灵活。每年过年后返校时，我都会带一个装满冻米糖的洋铁皮箱。
陈建新：原来贺龙冬天也睡席子？第一年冬天我看到黄仕忠睡席子，非常惊讶，这大冬天的怎么熬得住？看来与他们农家孩子相比，我们这些城里人真有些弱。
吴朝骞：@陈建新 我也睡席子！
陈建新：你们厉害。我从小没有冬天睡席子的经历，所以看了觉得好奇。
吴朝骞：可能是习惯，我小时候就这样，后来也变了。@陈建新
陈建新：你们温州比较“温”，睡席子好理解，到了杭州继续睡席子？
杜文庆：刚刚读了贺龙小弟高考前传和同学们的跟帖“回音”，感觉都很棒，而且描摹也好，感想也罢，全都恰如其分。俺觉得，大学时代，尽管贺龙身上更多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与其年龄相符的稚气和调皮，但有时，也显现出与其年龄不符的成熟和深沉。记得当年他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一句：人从出生的那天起，就在一步步走向坟墓……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那位许半仙的影响吧？
金树良：贺龙的文章一开场就把我惊呆了，人生真的有命？
记得我和母亲被遗返原籍离开上海的前夕，母亲曾对我说过，她给我去算过一次命。算命先生说我今后肯定会到杭州或上海、南京这三个城市中的一个去工作和生活。下乡当知青屡次被生产队、大队推荐上调又屡次被打回之时，曾对一位朋友自嘲过这件事。多年之后，那位朋友又说起这件事，感叹不已。
看到玲燕、立汉的叙述，更感觉这不是巧合，人生真的是有命。这些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冥冥之中神秘的力量越来越好奇并心存敬畏。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可能还存在有人类没发现的N维空间。从人生经历来讲，我赞同贺龙兄所讲的“运”。“运”是要靠自己努力把握的。
贺雪飞：从东阳黄土坡小山沟走出的小小贺龙，沿着南江的溪流，历经一个个艰难险阻，在大拐弯处际遇高考恢复的“大江大河”，他以自己的聪慧好学、刻苦努力，如激流般冲到了曾经可望而不可及的钱塘江畔，毕业后又以“德才皆备”之实力，完美实现儿郎时的梦想，走向了“更远的地方”，成了名副其实的“公家元帅”。毕业近30年后，我们在京城再逢时，大学时代小二郎的形象几乎没变，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如一的质朴与厚道，依然保持着我们16岁相遇时憨厚纯真而爽朗的笑声。
40年前初见贺龙，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两个大件，一床大红大花图案的被子（对于一个男生显得特别亮眼），一个传统老式的樟木箱子，现在想想，他是肩负着东阳特有的物产与文化底蕴而来的。四年大学，每次放假归来，贺龙总是带回一大箱东阳的冻米糖，在物资匮乏的70年代，且如贺龙文中写的100多斤稻谷才能换20斤粮票的时候，这应该是父母对他最大的关爱了（说不定又是从他弟弟妹妹口中省下来的），这样的关爱，我们很多人都享受了，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冻米糖。后来每每看到此类产品，都会想起贺龙家的冻米糖。谢谢贺龙父母和家人，虽然迟到但发自内心。
钱志熙：雪飞写得太好了。这才贺龙的真形象。虽然后来外表变了点，气宇轩昂，但内心一直没变。
许贺龙：谢谢雪飞。诚如所言，外表可以变老，同学之情，纯朴之心始终不能变！同学四年是我们宝贵的人生财富，期待着有缘再聚！
沈卫东：@许贺龙 ：大作拜读，非常精彩。尤其是飞车入水、飞笔击头等几个细节描写，生动传神。高考复习前在江边的思绪万千，显示了一个大男孩对人生前途的忧虑和思考，比我那时可是强多了。我好像没吃过你带的冬米糖，但我吃过蒋晓成带的，终生难忘，估计都是一样的好吃吧？——我们班同学里还在上班的怕没有几个人了吧？
许贺龙：@沈卫东 是呀，还有3个月我就可以领退休证，我已经把微信头像换成了“御赐养老”（此文物保存在首都博物馆）。我们应该是最后一拨（长江们应该可以继续上班）。下次带你去东阳吃冻米糖。
贺雪飞：大元帅必须是“御赐养老”。
钱志熙：聚！聚！闷太久了！
杜文庆：@钱志熙 志熙兄一句“闷太久了”，非常平民化，非常接地气。
董春晓：文章写得非常生动有趣，怪不得贺龙在理科成绩优良，老师家长都劝说的情况下仍坚持报考文科，他对文学的爱好确实有自身的强大能力和自信心做后盾的，此篇便是明证。
把同学们对贺龙文章的评论一行不漏都看完了，大家说得都非常好，非常到位，我想说的都说到了。我只想再次表达，贺龙兄给我的印象，就是他待人的真实无虚，一片赤诚。在他跟你说话时看着你的眼睛里，看不到任何虚与委蛇，全都是纯粹的同学之情，故友之情，你感受得到他要表达的意思，如果有机缘的话，他会跟你和任何淳朴真实的人成为真正的朋友。
衷心祝愿贺龙兄在即将到来的“御赐养老“生活中幸福安康，万事如意！
钱志熙：各位最近写的回忆文章，其实不仅都具备真正文学品质，而且也都已包含史学价值。最主要原因，除了善于写作外，是因为都已经对那段经历反复地回忆、咀嚼过，除了主观激情之外，更有客观的理想的省思。所以是文，也是史。旧史书是本着孔子说：我欲托之空言，不如托诸实事之深切著名也。所以司马迁是在叙述事实、塑造人物中体现他的史观的。二十世纪的新史学，把这种传统的著史方式放弃了。我们读的通史都是抽象化，剔除了旧史中的“文”和“事”，这利弊是需要反思的。清代杰出的学者章学诚论“浙东学术”时，认为“浙东学术，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所以其卓也”，这句话意思极其丰富，不仅是他对思想表达的见解，也是一种史观。回过头来说同学们的文章，为什么已具有文学与史的双重性质？就是这里有“性命”的东西，尽管我们还不一定对其中“性命”没有完全清晰的认识，即不一定体现自觉的史观。但“事”“文”“史”三者的结合，在这些文章中已经有了。希望同学们继续写下去。
郑广宣：只要按志熙兄当年“看书累死了，休息一下，背两首唐诗”的方式去做，大多数人都是可以写出来的。
吕立汉：称贺龙兄总觉得太学究气，我还是愿意称他为贺龙老弟，这样觉得更亲切。严格地说他是一位少年大学生，大二（抑或大三？）那年他还没有选举权呢！读大学时就知道他来自于一所五七高中，要不是天赋异禀，又怎能于东阳南马的黄土坡上脱颖而出成为杭大中文78的一分子呢！今读其大作，更让我钦佩不已。文章写得行云流水，耐人回味。贺龙老弟对自己的学习、生活环境的描绘，对我来说都是那么的熟悉，因而很有亲切感。大学同窗，与贺龙老弟头顶头呼吸与共长达四年，这是一种缘分。我虚长贺龙老弟8岁，读书时眼看他茁壮成长，工作后耳闻其步步高升，“老汉”都欣慰不已。
方一新：贺龙之所以能鲤鱼跳龙门，走出黄土坡“做大事”，除了“许半仙”的预言当有激励作用（或曰心理暗示）外，贺龙的外公应该是第一功臣，早就教读《三字经》，使外孙养成喜欢读书的习惯。其次是南马的五七中学，阴差阳错，培养了理科班里的文科尖子生；再就是他的父母，尽管也望子成龙，希望贺龙改读理科，但最终还是尊重儿子的选择。当然，最重要还是贺龙自己的卓绝奋斗和不懈努力，没有内因的主导和决定性作用，任何外因终究只是可能性而已。
在金华地区，东阳似乎是一个神奇的存在，除了各位提到的考高分的学子、才华出众的作家、学者外，我印象中，那里出身的将军也是相当多的，远超周边市县。
从黄土坡的农门，一举跳到天安门，高居京官宝座，这种变化，不可谓小啊。
沈澜：贺龙的文章我也很有感触，很喜欢。以前只知他天真活泼纯朴，现在能看到他比我们同龄人成熟的一面，好学有灵气，有野草般的随和坚韧，他中学时就把鲁迅作为偶像，对着江水思考未来，我那时好像还只停留在消化上课时老师的讲解上，不太会独立思考。
许贺龙：志熙兄妙文，愚弟忐忑受之！
任平：志熙妙文，今可观止。
陈建新：好文章，把贺龙略说之细节放大，谑而文之，读之当浮一大白。
张玲燕：好一个许生遇仙记。
任平：当举大白，听金缕。
许贺龙：志熙兄专为弟著妙文，当由弟备酒，专候诸兄来京，一同举大白！
沈卫东：北长江发文述元帅遇仙记，果然好文。
任晓岗：志熙出手，直追聊斋。未能压聊斋一头者，唯缺狐狸精尔。
钱志熙：谢谢各位同学赐阅并加鼓励！谢谢贺龙兄允许！虽是戏笔，但最主要是说贺龙一切成就，来自他的聪明和十分善良的天性！狐狸精依稀有过。
董春晓：以前看到有擅作古文而传诵一时者，往往惊为天人，遥想那要看过多少古书，练习过多少文言文，才能达到那种境界啊，如今志熙兄却是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实在令人钦佩不已！
方青稚：是看过多少古书，练习过多少文言文！
尚建：“今已为京官从五品矣！复又佳偶天成，明珠依膝，”这里再细化几句，便可《聊斋》了。
北长江的文章，通常不能用屏幕阅读来听，得仔细看，学问渊博令人佩服。通常看同学的文章，自然会想起他们当年的样子，但每次看北长江的文字，联想的是他祖父“冬日里穿着臃肿的长袍，端坐在书桌前抄书的”的形象。这是因为北长江满腹诗文、引经据典的缘故，使读者的联想需要一个符合文字风格的形象。
任晓岗：@尚建 哦，你看到了“依稀”？
尚建：是啊，“佳偶天成”里面有文章。
钱志熙：谢谢尚建大姐谬奖。
这些事，如有的话，可能他的樊师叔、吕大哥他们清楚点。我只是捕风捉影，不敢厚诬老同学。@尚建 @任晓岗
贺雪飞：拜读志熙兄《东阳许生遇仙记》，叹为观止，真的是奇才大才啊。
任平：志熙古文，之前将我雁荡山奇遇改写，已惊群内外，如今又出此文，耐人咀嚼。真功夫之作也。赞同志熙关于事、文、史的言论，上引“私人史”，其实已有此种现象。
钱志熙：《东阳许生遇仙记》，艳有所不足，这点晓岗兄指出了。本来想给他安排个明眸皓齿的“半仙”孙女（当然新昌人刘晨、阮肇所遇仙姑）之类的，怕下回见面要追责。
谢谢平兄鼓励！关于“古文”，其实第一代学者，多数人年轻时还写古文。白话体成主流后，很长一段古文还在使用，我家里有一本民国时期的《小学生作文入门》，就是文、白两体同时使用的。但第一代学者最后大多数放弃了古文，这一点与诗词继续流行有所不同。杭大老先生中，王驾吾先生一直写正宗的古文，桐城派和扬州派融合，但不可能以此出名。所以苏步青挽他时，说：“一生事业教鞭在，盖世文章古史封”，我在东京，买到了他的《因巢轩诗文录存》。
沈澜：最近看了这么多同学的回忆，也回想起很多往事，小时候记不清楚的事就打电话向父母求证，结果发现自己对父母的过去了解得太少太笼统。好在他们对自己年轻时的经历、一次次的运动都记得挺清楚，我现在还有机会帮他们记下来。
钱志熙：@沈澜 《东阳许生遇仙记》游戏之作，主要是他“底板”好，谢谢夸奖。。你所说的父母事知道得少，真是这样。我父亲比较喜欢讲往事（家庭教育之一种吧），但以前只听听而已，没把它记下来。零二年我母亲去世后，他到北京住了一些日子，我本想让他讲述，记下来，但那时忙碌自己那点利禄之事，没在意。现在想起来很可惜。沈同学双亲康泰，此人生至福，有时间真应该多写父母，多问父母之事，记录下来，不仅慰籍自己的感情，更是一种历史。传给后代，也是珍贵的精神财富。